对此，首先应当厘清现有的各层级之间的法律规范，清除这些法律规范之间矛盾和重叠的地方，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以规制管辖及法律适用问题，并以《证券法》为基准，协调各个证券监管法规制定的一致性，避免重复立法，并依据实际情况，结合香港标准，制定符合“港股通”的内幕交易认定标准。

（三）两地司法合作体系构建

仅依靠单边立法，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还应增加司法协助的规定，构建两地司法合作体系。

根据前文对大陆与香港现有的证券跨境监管合作方式的分析，目前两地监管合作主要是以备忘录的形式呈现，合作的途径比较单一，而国际跨境监管合作除备忘录之外还有司法互助协定、多法域信息披露制度，后两项是更高层次的双边合作。 

虽《跨境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中有提供证据材料、文书送达及送达反馈的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大陆与香港属于两个不同法域，两地存在管辖权方面的冲突，而且实践中由于两地不具有司法协助关系，因此在两地建立司法协助关系十分必要，利于真正解决“港股通”中内幕交易犯罪问题。

    参考文献

[]张曼青,韩文蕾. 深港通机制下证券跨境监管现状研究[J].法制博览,2018,14: 206-206.

[]杨晓静.“沪港通”跨境监管法律问题探析[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5.

[]苏文贤.大陆与香港证券市场内專交易监管比较研巧[D].福州:福州大学,2014.

[]秦奕明.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警察工作的影响及应对[J].楚天法治,2016,(12):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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