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涉集资诈骗案】非法集资集资诈骗，集资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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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薇律师简介：

盈科高级合伙人，盈科长三角刑辩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律协刑事合规研究委员会委员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0年1月17日至18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层面再提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之所以是“再提”，是因为2017年最高法、司法部就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进步是有的，不足还很多。 毋庸置疑，辩护制度是预测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始终伴随着辩护权的加强。从辩护制度发展规律、历程、经验看，刑辩全覆盖是辩护制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步。观察美国辩护制度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美国的辩护制度全覆盖历经了死刑案件到重罪案件再到轻罪、微罪，最后到有效辩护标准的建立的过程。在1932年，最高法院通过Powell诉Alabama一案认为在死刑案件中，法院应当为无人辩护的被告人指定律师。1938年的Johnson诉Zerbst一案认定被告人犯重罪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1942年的Betts诉Brady一案的判决中认为贫穷被告人只有通过律师帮助才能获得公正审判的时候才要求提供指定律师。1963年的Gideon诉Wainwright案认为被告人所犯为得科处自由刑之罪时，应为其指定辩护人。1966年的Miranda诉Arizona案，认为在被告人受拘禁或自由受限制之情况下，实施讯问前应先告知委任律师的权利，并且律师有权在场，如果该人无力聘请律师，将会为其指定一名律师。1967年，在Mempa诉Rhay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只有在一些关键阶段，被告人才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在1972年，Argersinger诉Hamli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论被告人所犯为重罪、轻罪抑或微罪，只要有科处自由刑的可能，即应有律师的帮助。在1984年的Strickland诉Washington案，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涉及律师帮助的效力问题，并以反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判断律师帮助的效果的标准，并认为此标准对聘用律师及指定律师均有约束力。在1985年的Evitts诉Lucey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辩护人不能提供有效的律师协助，与无辩护人无异。当前，我国进行的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真正实现刑辩全覆盖，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日后还需加以完善。